AG体育2023山一年度活动特别策划一场别样的文化沙龙，走出影像领域尝试进行泛文化内容的讨论。

　　创作者所生活的土壤，与TA们的创作本身密切相关，这场沙龙便希望去探讨这种“土壤”所蕴含的强劲生命力。

　　我们邀请到北京ONE艺术创意机构/27院儿-朝阳门社区文化生活馆/可能有书综合阅读空间的创始人牛瑞雪作为客座主持，联合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李哲、大田作物设计事务所创始/合伙人&超级植物品牌创始/合伙人李习斌以及作家和生活方式博主周源远（Kiya）。

　　对话以北京东城这个具象的地标展开，发散出有关人与在地文化的多维度讨论，轻松分享的氛围为2023年的“盛放时刻”温暖收尾。

　　本场沙龙主题是“文化社区的新图景”。既然已经回归到了文化社区的角度，咱们就接地气一些走向一个生活的状态。

　　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牛瑞雪，是一个北京东城的文化创意工作人员。27院儿也是我们这几年一直在东城做的一个文化空间，所以算是一个长期深耕在这儿的新东城人。今天沙龙所在的空间——南池子美术馆，其实也是东城非常重要的文化空间之一。

　　作为一个新东城人，对于我个人来说能看到我特别喜欢的像山一、超级植物等文化品牌，开始关注到东城，到这边来做活动、跟大家有一些分享，这个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

　　今天邀请的三位嘉宾，其实多多少少也都跟我们东城有一些关联。所以请各位先介绍一下自己，以及跟东城的一些连接和渊源。

　　大家好，我是东城区文联副主席，我叫李哲。我原来在朝阳门街道时，跟牛瑞雪一块来做的27院儿，以及像史家胡同博物馆这些文化空间。然后在朝阳门街道基本上待了9年时间，主要是在做街区里边文化空间的运作。

　　后来我就去了文联。在文联这两三年，重点是做的“东城文艺+”，这个品牌其实联动的还是东城街区里边的这些有特色的人文空间，我感觉文化社区这个题目，其实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一个核心主题，所以也希望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一块有一个碰撞。

　　我是大田作物设计事务所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超级植物品牌的创始人，之前做的更多的是设计、创意的工作。

　　我是美院毕业，做的也是艺术设计，但是我们的身份有点纠结，做设计的不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比如艺术家、音乐人和电影导演，哪怕演员其实相对来说都是一个独立的艺术家，他能独立的产出一个艺术作品。

　　但对于设计师或者文化创意者来说，我们可能都得要有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商业化的一个衣服。所以有时候就不太好找定位，太过于艺术家的话，离消费者就远了，如果更多的去考虑消费者的话，其实自己的艺术性表达、文化性输出又不那么纯粹了。

　　我现在也在从事一些原创品牌的工作，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咱们也可以探讨和沟通，在实践过程中，作为一个文化创意者也好，或者作为一个设计师也好，如何去结合文化本身的丰厚底蕴，来去做更多有趣的、能够增进社会的一些事情和实践。

　　我是Kiya，我也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姥姥、姥爷就是在东四十条的院子里面，所以我对北京非常有感情。虽然我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并没有在东城生活过，但是我自己的创作、写的书，包括之前合作的舞台剧，很多的创作都是跟北京文化息息相关的。

　　之前牛瑞雪在做27院儿的时候，我们一起合作过摄影展，合作过我第二本书的舞台剧。我第一本书的舞台剧的导演是“新裤子”乐队的彭磊，第二本书的是“挂在盒子上”乐队的王悦，大家也都是北京人，且比较关注乐队以及跟文化艺术相关的这一块。包括山一这次活动最开始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我也参与了一点工作，我对这个地方还是非常充满感情的。

　　而且Kiya其实今年跟东城还有更深的渊源，是东城的文化体验官，所以其实是串联起了整个文化的这条线索。

　　为什么一直在说东城？是因为在社区这个层面上面，我们其实需要找到一个小的模板。其实全国有非常多像这样的街区，但我们希望把一些生活场景和社群具象化，希望先把它集中在东城。其实在全国的状态下，东城应该是在日常路径里的文化状态上做得是比较好的，如果大家可以深入再了解的话，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

　　但既然主题是文化“新图景”，那么文化到底有多大的驱动力？我们觉得如果文化能够安慰到我们的精神和灵魂就已经非常不错了，那它还能有别的可能性吗？比方说如果文化真的可以去推动一些社会发展、街区发展，甚至是一些政策的推进，这个是不是一种可能性？

　　我希望接下来各位可以从各自的经验上来分享，你们觉得文化是一种很强的驱动力吗？它有没有可能助力或者推动一个街区或是生活场景的变化？

　　在东城区这种古老的城区里边，其实有很多比较好的胡同。北京特别典型的这些大胡同，其实传统上它就是居住型的，但是你会发现北京有一个特点，就是胡同里有很多寺庙，到了南城就有好多会馆。这些寺庙也好，会馆也好，它们在传统意义上扮演了像今天的美术馆、图书馆、博物馆的角色，甚至还会有社区中心、公园乃至殡仪馆的功能，所以说传统上胡同里就有这样的空间。

　　但后来我们发现有相当一个时期，尤其是“单位人”的时候，其实因为各个单位都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反而胡同里边就又变成一个特别单纯的居住型的社区了。后来到了改革开放后，这样的需求其实又冒出来了，但是一定时期，传统上这些功能其实是经历了一个缓慢恢复的过程。

　　经过近十来年时间，北京通过文物保护、街区更新，腾退了好多空间出来。这些空间里边有些就曾是传统的寺庙、会馆这样的公共空间，但有些其实是很小、很碎的住宅也腾出来之后，就面临一个问题：怎么能够恢复这些功能，又由什么人来运营这些空间？比如传统上弄一个文化活动室，由老头老太太看住，其实是没有活力的。尤其是在北京的核心区，所以说这其实是一个时代命题。

　　刚才说的文化驱动力。其实开始时大家都觉得文化很软，但是需求很硬。居民又说不出来我具体需要哪些东西，怎么运转，这个答案不可能这么现成的。其实就需要政府、居民和其他文化人一起去琢磨这件事，然后怎么能够沉到这个街区里边，再恢复它的一些传统功能，同时再结合新时代的需求做一些新的东西出来。所以说这些年其实做的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后来我特别强烈的一个感受就是，当我们用软的文化植入到古老的街区，然后复苏了这些传统的公共空间时，我们会发现其实文化表现出了特别强劲的生命力。我们一直在提“老树新枝”的发展，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就没有中断，而且生命力特别顽强。从表面上看它是一棵老树，甚至在很多时候它有点像要枯的一棵老树，但后来我们发现，即使我们看不到，它是一个暗流在往前走，而且生命力特别强。但是需要我们去导流，让它真正有老树新枝的发展。

　　所以尤其是这些文化空间的复苏运营，这些年一直在创造性地发展，文化其实表现出非常强的驱动力。

　　听明白了，您说了几个比较关键的点。第一是说我们其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空间作为载体，它其实像一个磁石一样，可以去吸引到一些可能性。我们也需要更多的文化人才，能在这些载体里互相交流、讨论，这件事其实是大家要共创、共商出来的。于是文化就有更强的包容性了，然后用这样软性的载体，没有伤害地渗透进一个土壤里，也许产出的就是一个特别有趣的花。

　　刚才李主任说的我还挺认同的。其实北京有非常多的文化载体，比方说古建、名人故居、会馆。按照原来的会馆，它们是在原来的土壤里生产下来的社区性文化，所以它有鲜活性。我个人觉得文化不应该是飘在上面的，文化应该是沉下去。有了社区，有了交流，有了本身的互动，文化自然就形成了。

　　只不过当下的环境，因为文化太多样了，现在在文化上大家已经变得越来越多元，同时可能变得越来越包容了，而且加上自媒体，文化属性又会被拆分得更细。其实主流媒体越发达，文化越会形成单一性，就像父辈穿衣服都是统一着装的，因为是在一个大的主流文化影响下产生的一种对美的认知。而现在更多的文化在冲击，所以美就分成了不同阶段，理解的人就不一样了，所以就形成了很多文化。

　　现在的文化消费者呈现出来是多样性，所以当下的社区可能更要注重的是，需要考虑到多样性的文化，让不同的人在同一个空间或者在不同的空间里享受到、互动到，真正地融入进去。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些可行性的方案，能让这种社区变得年轻人和在地的居民都喜欢。

　　最开始在做大栅栏社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参与了。当时特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在这边开一个咖啡厅，我朋友稍微修得高了一点点，视野特好，这片区都一览无余。对面的老大娘就不愿意了“怎么年轻人天天对着我家窗户喝咖啡？”，就开始投诉，于是造成了邻里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当年轻人的社区融入到一个居住的环境里面时，就会造成私密性和公共性的干扰。

　　但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在磨合的过程中慢慢会变得更好，那就是如何在考虑到大娘们生活方便性的同时，考虑到年轻人的融入。年轻人可能是全国各地的人，就像来自天南海北的这些年轻人，肯定愿意体验一下老北京真正的文化，他并不想融入一个搭起来的假场景。所以新来者融入到一个老文化里时，怎么去做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时对于搭台者的问题，就是怎么结合不同客群做深耕？

　　我个人觉得文化已经分得很细，作为文化创作者，我们不能说任何人都照顾到，这样做出来的东西可能谁也感染不了。所以深耕自己文化属性里的东西，在本身社区里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纵深地去做，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会是一种更良性的发展。

　　您其实说到了好多2016年我们刚开始进入到街区时，作为创意人会遇到的问题。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生活，其实是有非常强的一个生长逻辑和一股能量的，你是很难去掰开它的。

　　但是如何多姿多彩的同时获得平衡？这是这几年我们一直在东城探索的一条路，好消息是我们其实做的还不错，有很多年轻人其实落地下来了，也找到了一些新的平衡点。开始时你可能觉得生活是复杂的AG体育、麻烦的，但是当你真的沉下来，试图去了解他的时候，它会给予更多的思考跟启迪，反而能促进我们更好地创作。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讨论这么接地气、接近生活的话题的原因。

　　刚才两位讲得特别好，我今天来更多也想听两位说一说，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人也好，写书的人也好，更多地还是在于传播上。

　　最近有一个事情很触动我，其实这一年我可能只在北京参与了两、三个活动，大部分活动都去到了上海。因为我是一个北京人，去上海毕竟还要飞，在北京我直接就可以参与。但我就发现最近很多活动，比如说卡地亚、Vivienne Westwood团队来中国、修丽可都选择了在箭厂胡同的翰林书院举办晚宴，永远都是这一个地方。我就在想为什么没有更多的地方？我觉得不是因为东城没有，而是因为没有链接上。

　　其实今年牛瑞雪也带我去了很多地方，我们真的有几天不工作，非常认真地在烈日炎炎下一直在走每一条。我们去了很多咖啡馆，去了很多不同的小众酒店。还是有很多这样的文化人或者创意人在胡同里面生根发芽的，只是我觉得它的文化密度还不够高。

　　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北京人，我觉得东城是一个最有北京味的地方，它的硬件就打败了所有的区。因为它有很多得天独厚的比如像南池子美术馆这样的地方，可能很难在另一个区或者在另一个城市复制出来。包括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从一进门要踩着石子过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同样的体验。这几年我们去了巴黎、米兰、东京、京都，包括京都可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地方，但是原汁原味的在这儿。

　　所以作为一个传播者和一个文化创作者，我很大的一个考虑是，我们特别需要有更多的人去跟东城、跟社区产生更大的、新的链接。因为我个人觉得其实社区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我们所说的文化并不是专指那种平时接触到的写书或做音乐的，包括潮流文化、音乐文化。所以我更觉得需要这样的人去带领我们去更多的地方。

　　所以其实是这样，文化有一个吸引力，开始时可能一小波人在做一个超级理想的事情，慢慢地就会吸引到更多人，在这个里面看到了自己的理想或者是想走的路。

　　其实全国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包括阿那亚，包括成都其实现在也在用文化来推动整个城市的发展。所以东城我们现在还在默默地做，但是真的有一定的气候已经出现了，就需要更多的力量进来，它不单一，要多元，这一片地域刚好又包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其实我们有时候总去盼望诗和远方，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身边，也就是项飙老师一直在说的“附近的消失”。其实附近没消失，我们天天在附近吃饭、上班，但确实是不会再对自己的身边产出一种想要表达的欲望和想要深度了解的一个状态。

　　我跟李哲主席其实真的就工作在东城，希望更多好的资源能够下来。二位就是我们希望的优质资源，你们是从外部去观看这里，我们就以这里作为一个案例或标志，“在地”对大家来说重要吗？也就是说，附近这件事能够为我们的文化起到一些什么作用？特别希望听听三位的理解。

　　我觉得这个点其实挺好的。之前做的很多文化项目、活动，其实都是临时性的，谁合适就找来了，然后一块合作。来的机构、团队都不一定了解在地的情况，虽然东西也能做出来，但是你总觉得隔着什么东西，然后做完就走了。

　　后来我们发现其实还真得想办法让大家扎下根来。但是真正要扎下根来，其实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有这么一个空间，我能踏踏实实地在这运作。然后等到空间开业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扎根这个事特别不好办。比如可能遇到一系列问题，半年、一年才能把这个事给摆平。

　　但是一旦突破这个瓶颈，你会发现这个小生态慢慢就形成了，就特别好，但就是有这么一个痛苦的过程。其实街区特别需要这样的在地的文化机构在这儿生长起来，因为TA们会考虑怎么系统地深挖这一片街区的文化，又怎么能用擅长的东西结合文化来做出独特的产品。

　　像南池子美术馆最开始时，我记得主理人跟我说，虽然美术馆本身很有特色，但不能只说离故宫近，它怎么跟周边发生关系？后来我们就挖掘考证南池子周边的文化，发现美术馆所在的地界是明代时仅次于紫禁城的一个御苑行宫，皇帝到这儿来待着时，他的妃子住就住这一片区域，而且整体是园林风格。所以一下子整个就连通了，根就有了。

　　而且这个地方发生过很激烈的事变，就是“明英宗夺门之变”，就在这儿发生。当时明英宗从蒙古回来之后就被软禁在这一带。如果在这设一个说书场，就说明英宗夺门之变，说10天都没问题，这就很有魅力了。所以这就是扎根在这儿，才能有可能去深挖这儿的故事。要是做一个项目，三个月，没人去深挖这儿的故事，所以说他也不会跟这发生这种深的连接。

　　像你们这样的“优质资源”，怎么才会去关注一个在地文化？或者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吸引了你们呢？

　　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我更像是一个链接。去年我参加进博会一个沙龙的探讨，沙龙上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词就叫“新链接”。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事都需要一个链接，比如像我刚才说的卡地亚的案例，它所有的高珠陈列在郡王府，你在郡王府那个地方去看，真的是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带给不了你的感受，因为这个地球上不会再有另外一个像郡王府的地方，只有在中国、在北京有这样的地方。

　　就像刚才李主席介绍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地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就取决于这个地方历史故事的传播。所以这一点特别重要，如果我们没有亲身来到这儿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一个美术馆能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地方当你坐下来听到这个故事，就会觉得很不一样。

　　因为我回想起了一个案例，当时在美院我们的工作室给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过火炬设计，“金镶玉”就是我们第二个工作室做的，得了第二名。当时我们年轻人在找如何去做一个能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同时又不是单拿出来的很直白的方式。它到底有没有某种创新在里面？我们如何去做这些东西？

　　当时就一直在探讨方法论，首先你得先了解、深挖文化，才能从众多文化细节里去找到可以转变的语言。但是你不能就直接拿来用，转变的过程就变得很有意思，我们管它叫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如果全是意料之外，消费者根本就get不到那个点，这种创意对TA来说需要过多的解读，其实这个创意本身的传播效率就折损了。

　　所以比方说当时我们做的第二支火炬设计是一种如意的摆放形式。所有国家的火炬都是立着，但中国如意是躺着的，所以后来我们火炬展示效果是平躺着的，用一个很中国的方式来做。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认为共鸣其实很重要，所以做了一个很简约的设计，国外的评委看了之后觉得很酷、很中国，它不是把龙纹表现在上面，但一看上去就感觉很中国，中国人一看也觉得很不错。

　　所以我觉得如果找到这样一个比较好的标志，挖掘了这样一个文化，作为文化创作者，一定会很兴奋。就像刚才Kiya说的，每个人看到这样的东西都会有非常多想法。那怎么去实践这些想法？一个是了解AG体育、研究，再通过合适的方式转变出来。我觉得一个是给艺术家更多的包容度，但同时也要求更多艺术从业者本身的热爱。因为有些艺术家有这样一个很强烈的认知，就是说一旦这个艺术家变得没有太多自我了，这个作品本身就已经不对了。

　　但是TA在这个过程中有非常强的表达欲望，这个表达欲望就是“我能表达出不一样的东西，我一定能打动到你”。如果有非常强烈的欲望，千万不要去阻止他，让TA在土壤里自己去发挥，TA一定能够做出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来。

　　其实我们一提到“在地”就感觉好像走到了生活最本质的状态里去，但是反过来想“在地”又是最特别的。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人和事，看到的故事，从其他地方反观反而是最特别、最独一无二的，可能给予我们的灵感也会是最珍贵的AG体育。

　　我们在“在地”最终学到的一个比较珍贵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耐心。我们真的慢下来，开始从普通大众99.9%都一致的状态里面去发现特别。当你去细看99.9%，把注意力放到分母上的时候，真的非常不一样。

　　我们其实在创作时，很有可能也是在全世界的信息里面去抓取那一个看似普通，但是你独特理解下的核心。也希望大家能够慢慢地找到自己的“在地”，能够安下心去了解它，去找到普通中的特别，就很有可能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因为毕竟山一还是女性核心，大家觉得在日常里你们感受过的女性力量是什么样的？

　　确实在中国传统的社会架构里，你会发现从小到大女生其实是很细腻、认真，然后很有韧劲、很努力，但是男孩不用，因为男孩有很多得天独厚的一些外部条件。然后我们会发现在文化这个行业里，女性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这确实是我这么多年切身的一个感受。

　　再说文化的传播。女性本身就有一个特长，她一方面善于捕捉到美的东西，同时她能够把它传播出去，这个就非常重要。往往你会发现做文化的男生，其实很具有两面性，也就是说他有很柔的一面，其实人格在这里边也会更加完善。

　　在北京这样一个首善之区，它在秩序、权力这方面是很凸显的。但是其实北京最大的魅力是什么？是它的烟火气。在这么强调一个秩序的首都城市，它最重要的魅力是烟火气，这种烟火气其实是更多的时候靠女性的这种侧面把它细腻地体现出来。

　　为什么我特别喜欢北京人？因为北京人特别通情达理，TA能够很准确地、设身处地地感知到你的感受，它是这样的一个地域文化，简单来说就是情商极高。其实女性在这方面更擅长，所以说这就是北京文化里边的女性气质。所以说女性力量能在文化这里边有一种独特的体现。

　　正好跟山一在聊这次“盛放时刻”视觉的时候，我就问杨婧说“你们想要表达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她其实提到了很多“力量”这个词。就像刚才李主席说的，有时候女性看上去是一种柔弱的花，但其实她的爆发力和张力很强，她在某种感知和认知上面跟男性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在艺术创作上。

　　记得我们上学时有个汽车设计专业，我们老师会说要是有女性汽车设计师的话，汽车的造型一定是不太一样，一定会有更强的力量感。

　　像“盛放时刻”视觉中这棵树的造型就是椿树。我和杨婧当时聊到了一个植物，就是说什么植物能代表女性？之前可能都说女性像各种各样的花，很漂亮，但是我们这次找到了一个植物就是椿树。“大椿，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一轮回就是8000年，她长得非常慢，但是她有非常大的爱，以及非常大的张力。我认为这个其实就有点像现在女性的感觉，她有很强的内在力量，然后她能有更多的张力和更多的爱来去表达。

　　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有一类工作叫做社工，TA们真的是一个隐形在我们最基本的社会运转层面的这样的一群人，但不得不承认社工是以女性为核心群体。就是她们既隐形，但又是所有推动的基石。真的就是体现了女性的包容、大爱。

　　就像我们现在聊的新文化、社群或社区，其实在文化的滋养里，它也是有一种母体性的，带有很强烈的女性色彩跟基因。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希望能够跟有识之士跟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伙伴们能够形成一个精神的社群，哪怕我们不住在一起，哪怕不属于一个社区，这很有可能会是我们未来的新的途径。

　　首先想先问一下李哲老师，因为几年前北京有段时间非常大规模进行街道的改革化，导致很多当时非常有烟火气的街头巷弄，都一刀切式地变了模样，也导致很多在地的有创意的店铺被迫关停，或者很有创意的店面设计变成了千篇一律的很肃穆的颜色。一条很有烟火气的巷弄，之前晚上去可能会有深夜食堂一样在等候，但改革完之后就非常的死寂。

　　所以我的问题是政府如何更好地跟设计师一起共创设计，让有审美的设计师在兼顾规章条例的基础上，植入更在地的文化，让烟火气回归到本身的生活？

　　问习斌老师的问题是，在三年疫情后，大家可能更追求一些更扎实的东西，就是先把自己的吃、穿、住保护好，可能对于可持续的生活、环保理念等等虽然我们都很向往，但它确实是一个高溢价的、更精神化的追求。

　　在三年过后的语境下，可持续的品牌，尤其是可持续的文化品牌，如何更好地走入消费者，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更好地营造一个这样的环境？因为现在很多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品牌商业化的进程不一而足，超级植物在这方面做的其实蛮好的，所以也想问一下你们在商业化过程中有哪些值得分享的经验。

　　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尤其我刚才其实一直想说审美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锋利的问题。

　　因为北京的发展其实特别典型，就像刚才说的，首先得看它最大的一个定位——首都，首都就是很多元的一种发展。还得看历史，就说北京城这几百年间的发展，其实是顺应一整个大趋势。但在这个过程中，它其实必须得摸索，因为它的定位决定了它不可能像上海似的走在最前头，但是它是首善之区，所以它走的每一步最终会变成一种引导。

　　所以在北京这种大规模街区更新的时候，是很多不同的力量在参与，这其实是有博弈的。包括街道跟设计师之间、设计师又跟主管部门之间，整个多方的一个博弈。但最好的一个前提就是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事儿扎扎实实做好。但即使这么想，你会发现有很多遗憾，我们当时也觉得有些东西不好理解，然后你会发现如果给一个足够的时间，北京能自愈，这是她的生命力。

　　你会发现哪怕是一个伤疤，自愈之后，它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东西，勇士的伤疤是勋章。首都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是这样一个来回的过程。当时我们看着觉得有些街区可能有所遗憾，但是多少年之后再看，其实它还是会有一个新的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大家都要参与进去，各自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个机制其实是在逐渐完善，很多时候它是个过程，不要把它当结果。

　　回答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品牌的溢价以及我们如何去在文化和经营之间找到平衡点。我觉得文化不是做溢价，文化更多的还是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勾连，产品还是得要好。

　　归根到底，其实做一个品牌，最终还是在于品牌的商品和它出售的价值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与消费者产生了非常良性的互动。在这个过程的基础上，才有文化做勾连和深度互动的机会。

　　原来10年前我们在做品牌的时候，总会觉得设计师花了那么多精力又是美院毕业的，价格得要高点。但是现在想下来，我们应该用文化的方式和观念去做好用户的互动，但实实在在还是得关注到产品本身，以及你的产品是不是给消费者提供了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其实文化有时候真的很难生存下来。因为我周围非常多文化从业者的朋友，开店或者花很多精力去做事情，结果其实挺难活下来，大家都心气都一下被打击到了，开始觉得“我是不是还要再继续？”。

　　的确会有怀疑的阶段，但是像这样大家提起来了一个想法或者疑问，我们可以群策群力地在这里讨论起来，其实这就是文化最好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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